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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填四川深处的秘密--- 四川人应当看的!

作者:佚名   发布时间:2014-11-25 03:13:12   浏览次数:3165

湖广填四川深处的秘密

 

如今西南地区的人在谈论祖先的时候,都会说到湖广填四川。一说到湖广填四川,就会大讲特讲八大王张献忠剿灭四川,说张献忠杀人过多,造成四川人口凋零,才有了湖广填四川。

学术界关于湖广填四川的论著很多,但大多对湖广填四川的很多迷惑不得其解,不能自圆其说。归根结底,实际上人们并没有真正认识那场确实发生过,但是迷雾重重的湖广填四川移民。

如果依据各种文献资料,结合四川各地的谱记口传,进行对比分析,就可以得出一个和以往世人印象截然不同的结论:湖广填四川不是张献忠的“功劳”,而是元末明初朱洪武的“杰作”。

其实,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早在元末明初就发生了,并且基本上凝固了西南的居住民结构。虽然张献忠入川,做了大量的烧杀抢掠之事,清初四川人口锐减到一个非常低谷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明末清初的动乱,只造成四川人口在西南数省范围内产生了很大强度的迁徙和流动,而没有过多地影响西南居住民结构。

要了解湖广填四川,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数百年来,人们所知晓的湖广填四川,不过是看到了那场所谓大移民的现象,没有多少人看到其实质。究其原因,仍然离不开绝密朱洪武,以及他所建立的鲜为人知的明朝,特别是明朝初年的那段血色历史。

清初湖广不填川

有一件事最能证明湖广填四川不是始于清初,而是始于明朝。可是,这件事却反而常常被学者们用来证明湖广填四川始于清初。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些述说: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所以见存之民,祖籍湖广麻城者更多。[注:《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从张巡抚的奏疏中知道,清初移民前,四川孑遗的乡老,祖籍多系湖广人氏。张献忠作乱四川后,满清一直在四川与反清复明的势力进行无数次的拉锯战,一直打了二十几年,到康熙七年(1668年)时,根本还没有来得及移民填川,四川人就已经自称是湖广填四川移民了。这也就是证明,湖广填四川移民至少发生在明朝,而不是发生于清初。

尽管湖广填四川不是张献忠的“功劳”,但还是有必要说一下张献忠。因为,人们只有透过固有的一个映象,即张献忠入川才发生了湖广填四川的映象,才能认识湖广填四川的实质。所以,必须说道张献忠。

实事求是地说,张献忠算不上纯粹的农民起义领袖,对于明朝官民来说,他就是地地道道的流寇强盗,这个说法也许很多人并不接受。但是只要知晓张献忠在川东的烧杀抢掠的恶行,就不会再抵制这个说法。

张献忠师出无名,形同流寇强盗,为了维持生存,只有实施烧杀抢掠。烧杀抢掠是流寇强盗维持生存的必要手段,不干这些勾当就不能生存下去。因为流寇强盗是不可能得到皇粮国税,不可能得到侵入地官府、豪绅和民众的拥护,更不可能得到粮草供给。他们所能得到的,只有侵入地官民强烈的抵抗。流寇强盗连维持生存这个第一需要的供给都不能得到,只有实施抢掠,毕竟生就是干这个勾当的。如果实施抢掠遭到抢掠对象的强烈反抗,那流寇强盗就只有烧杀了。

张献忠入川,特别是在川东遭到了地方武装的强烈抵抗,双方发生了无数次激烈的战争。张献忠为了震慑川东官民,以免遭到更多的反抗,残酷地实行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致使川东各地官民望风而逃,百里无人烟。甲申之年(1644年)川东遭张献忠之乱,川东之民悉数逃往云贵高原。重庆东部各区县都有谱记口传为证。张献忠血洗过境,忠州全境仅存四十八家百余丁口[注:重庆市忠县花桥《余氏族谱》记]。时间是1644年农历秋八月[注:重庆垫江县高滩《余氏族谱》]。大家都知道,这个时间清军不可能入川,清军入川是1646年的事了。

尽管张献忠血屠四川的恶行无论如何是涂抹不掉的,但比起清军入川后实行的大屠杀,或许是小巫见大巫。清军对四川人民的屠杀是灭绝性的,从他们贴出的公告就可见一斑。据说1649年满清贴出的公告非常极品: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满清为何在四川实施灭绝性的大屠杀,只因四川反清复明最盛。四川为何反清复明最盛,只因四川是明朝皇室宗族的大本营。这一点,数百年来没有多少人知道。同理,张献忠为什么在四川遭到强烈反抗,也因四川有众多强大的明王朝维护势力。

满清在四川及重庆遭到了数十年顽强的抵抗,同时也在当地实施了数十年的大屠杀。后来满清为了掩盖清军的血屠,粉饰清廷的统治,把屠蜀的罪恶全部栽赃给张献忠。

张献忠和清军相继屠川,造成了四川人口的大量流失,的确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境况。

四川平定后,满清在四川制定了一些激励安民政策,也有了长达六七十年的四川原住民回流现象。后来很多人把这一时期的移民现象称之为“湖广填四川”。

但是,这不是真正的湖广填四川,真正的湖广填四川始于元末,盛于明初。只因明朝从来都不愿提及,而清朝却大张旗鼓地宣传,使人们误认为湖广填四川始于清初。

明朝为什么从来都不愿提及湖广填四川,而清朝却大张旗鼓地宣传?这是一个说来话长的问题,其答案是非常有趣的,还请大家慢慢享受绝密历史带来的乐趣。

张献忠和清军屠川,绝大多数四川人逃到了山高人稀的云贵高原。看过了血腥的杀人场面和残酷的满清公告,不逃的四川人绝对是呆鸟。当然也有一个人冒死尽孝在家服伺患了痢疾的老母,被良心发现的张献忠部下放了一条生路。此人将老母安葬后,最终还是逃到了贵筑县避难。这事在垫江仙鹤滩余氏家谱中有记载。

四川平定后的康熙年间,逃难至云贵高原的川人又相继返回四川原住地,如果原住地房舍和田亩被他人占领,就会就近另寻人烟稀少之地插占安身,垦荒落业。这就是很多川人世代传说的第二次入川。翻开川人的家谱,大多能看到二次入川的痕迹。很大一部分川人声称祖先于清初由湖广入川,实际上是由云贵回川。而到云贵去查阅家谱,则会发现云贵两省有很多家谱,记载其祖先从四川各州县迁播而至。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很多四川人并不知道他们的祖先是明初来到四川的,因为他们的家谱里只记载了明末清初的祖先逃难的事,在此之前的明朝上溯到元朝的历史都是空白。整个西南地区的各姓人家,鲜有世系连续的家谱,绝大多数族群都只有断头谱,大都从清初开始记事,似乎整个明朝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忘得一干二净。这些家谱为什么统一成为断头谱,并没有多少人关心。但是,恰恰是断头谱的背后,隐藏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移民之问愁煞人

真正的湖广填四川始于元末,而盛于明初,这是鲜为人知的秘史。

可以这样说,悄无声息的移民是明初社会的特色。洪武初年的移民,至今让人们津津乐道。民间所传红绳赶散、湖广填川的移民现象,其波及地域之宽广,影响历史之深远,为中国历代所罕见。

在南方,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所涉及的地域东起以江西为中心的江南,西至西部边陲的云南边境。在西南川黔滇渝,甚至在边境以外的缅甸等国,都能找到明初移民后裔的身影。在北方,山西填山东继而填华北,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移民后裔遍布华北大地。

现在人们听到了明朝大规模移民的事,殊不知在貌似明朝移民潮的背后,掩盖了元明交际时期许多重大而隐秘的历史真象。

稍加分析明初的移民问题,就会发现有很多令人烦恼的问题需要人们解答。

疑问之一,明初移民在方志家谱多有记载,而官方文史正典没有一星半点痕迹。

存世的中国南方家谱,大多数都提到明朝洪武初年的移民现象,不是扯江西填湖广,就是赶湖广填四川。就这一点似乎证明,明初移民是大规模的。不论赶湖广填四川,还是扯江西填湖广,其规模都是非常大的,以致于影响中国南方数百年。而如此大规模的移民,只是在方志和西南无数的家谱中有很多的记录,在明代官方文典中却没有一点痕迹。

从明代官方文典来看,洪武皇帝以及大明王朝根本就没有发动过所谓的大移民运动。这是长期困扰人们的一大悬案。正因为这一悬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才导致人们普遍认为湖广填四川发生在清朝初年。

疑问之二,洪武移民时间与区域存在相当多的疑惑。

关于明初湖广填四川移民还有一个离奇的问题,就是洪武二年诏令入川的问题。

据西南很多族谱所载,都说先祖入川时间为洪武二年(1369)。罗江《罗氏族谱》曰:罗氏谱亡久矣,其原籍由江西迁移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于明之洪武二年从高河坎入蜀插占筒东仁乡,世居东岳山玉皇庙丙灵殿罗家沟等处。又如,内江《黄氏家乘》载:我祖一支于明初洪武二年由楚入蜀,落业内江邑西黄石坎。四川威远余氏和重庆长寿余氏,俱言先祖于洪武二年入川。川东三峡谭氏家谱记载老祖先的入川时间更是精确到了时辰:洪武二年三月初二辰时。

离奇之处在于,洪武二年洪武皇帝并没有控制西南地区,如何诏令移民。从众多西南家谱的记载上来看,明洪武二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很多人家纷纷在这一年奉诏入川。而此时四川尚不在明太祖的控制范围之内,一直到洪武四年,朱洪武派傅友德、汤和、廖永忠等人吞并明玉珍创立的大夏政权,四川才纳入大明洪武皇帝的地盘。

当四川并不属大明地盘时,洪武皇帝怎么会诏令湖广移民到四川的?内江《晏氏家乘》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内邑旧户,多称祖籍系楚麻城,明洪武二年奉诏徙麻城,实蜀语故也。今考明史,太祖平蜀在洪武四年,先尚为伪夏明玉珍所据,何由有此诏?

晏氏的疑问是应该回答的,洪武二年湖广与四川分属两个国家,大明与大夏,洪武帝怎么能诏令湖广行省移民到大夏国去?有人认为这个诏书是大夏皇帝所下,试想在当时大夏国动荡不安,明升小皇帝自顾不暇,他能下这样的诏书吗?

疑问之三,洪武初年移民缺乏动因,何来如此大规模的移民。

一个国家移民政策的推动,一定有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传统,要推动移民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今世之三峡工种,号称百万移民,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都倾注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也只能使大量的三峡淹没区居住民就近后靠,外迁移民占少数。如果明代也有大致同等规模的外迁移民,背后一定要有非常重要非常巨大的动因,才能得以推进和实施,可我们根本看不到这个动因。

一般来讲,封建社会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的中国农耕民族的一大特点,就是安土重迁。非不得已的原因,不会迁离生养之地。那么,究竟是什么动因促成了明初的大规模移民?人们自然会想到,这是洪武帝于开国之初稳定社会、恢复经济的治政措施,进而联想到洪武帝把狭乡之民移到宽乡,使耕者有可耕之田,朝廷有可收之银。然而事实上,洪武初年各地战事尚未平息,清顽肃敌尚未完成,派军遣将粮草兵马等事已让洪武帝焦头烂额,洪武帝有何闲暇功夫,策划并实施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移民大政?何况使安土重迁的国人离乡背井到达荒无人烟的他乡,会造成社会更加动荡不安,这是为政之大忌。如果形成大规模的居无定所衣食不保的流民,将会给大明朝带来巨大风险,这是开国之初的洪武帝应当预见和必须避免的。鉴于此,我们可以认为洪武皇帝没有必要如此仓促移民。

从另一方面进一步说,元末明初全国丁口总数,已跌至中国历史的一个低谷,史家粗略估计为6500万人(包括500万军户人家),不及中国二十一世纪初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注: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总人口13.75亿人。]。如果依照现在各地人口数量缩减到二十分之一,依当时的自然环境及生产条件,各地似乎都缺耕种之民,何须大规模移民?事实上形成的大规模大范围移民,为何在洪武年间及后来的明王朝找不到相关的朝廷文告,只在众多家谱及方志记载有其事?由此分析推断,洪武初年大规模移民真实动因实在令人不解,其背景中洪武帝及明朝廷定有不便告人的重要机密。疑问之四,湖广填川移民后裔绝大多数家族失却明代家史?

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明代所修的谱牒大都散佚,很多家族在清初续修家谱,这在西南地区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清代的四川人在重修族谱时都会提及由于不见了旧谱,所以对明代时族属世系无法考证而深感遗憾。如明代巴县四大家之一的刘氏,修编于民国《刘氏族谱》称:吾族谱帖创自省斋公,至明季遭变,族人东奔西驰,或迁黔省,或徙古滇,纷纷鸟散,而谱帖遂因之失。洎国朝定鼎,携眷回川者,仅存宗派图一轴。

同为明代巴县四大家之一的牟氏,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形,据民国《牟氏族谱》载:惟传至恩野祖,当明末之乱,巴邑被献贼屠毒尤甚,爰避难遵义。迄我朝还定安集,恩野公于顺治年间,还居云篆山下石马场三角箐,斯时谋生不暇,何暇及谱,以故明代之世次,皆不可考焉。

由于明朝的前事湮没不可闻,虽然已经在巴县居住了二百多年,但乱后回乡的孑遗,也不得不以大难不死、幸存回乡的人为始迁祖,牟氏称今墓下子孙繁衍约千余,皆以恩野祖避难回籍为迁徙始祖

我们在上述文字中除了能够感觉到战乱对百姓安居乐业的巨大破坏影响外,也可以感觉得到清代牟氏族人对祖先失忆的无奈。明时的世系因战争的破坏,已经完全无法考证,所以新的世系表只能从清初开始计算。同样的道理,对祖籍地的认识也失去了具体的指称,而只能通过传闻来判断了。

内江《段氏族谱》里保留了一份咸丰四年(1854)七世孙段朝良的序,从这份序里我们更可以看到,当时他们重修族谱时对于祖籍地模糊不清所带来的困惑局面: (段氏)始居河南,继迁金陵,复迁江西,后迁湖广……素闻吾祖自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入川卜居内邑西乡安良里,落业四处,一段家冲、一段家坝、一段家岩、一段千子冲……由洪武至崇祯历居二百数十载。冤遭献逆屠川,流毒几尽,吾家独幸,有太高祖成文公与堂侄应宏公避难至贵州遵义府,厥后娶祖妣杨氏,生伯高祖应荣公。迄国朝定鼎后,不忘祖业,仍旋故乡,始生高祖应华公。归里时仅寻得子顺祖公阴氏祖妣二老枯骸,合葬于周家坡。至子顺以上之祖均不能记忆,非成文祖止知有父母,忍置列祖而不顾念也。盖因避难时年甫十二岁,兼之家谱遗亡,所以洪武二年入川之祖并中间数世列祖,尽被献贼蹂躏,直令数世列祖屋宇、坟茔概归湮没,无从深考。

牟氏是明时巴县四大家之一,科甲联第,在明代其对祖先的记忆应该十分清楚,可是在清代再修族谱时,却对自己的祖籍地不甚清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清前期四川原有的土著对明代及明代以前的情况已经普遍丧失了记忆,而人云亦云地说自己家族是湖广填四川,祖籍地是麻城孝感乡。有人把这种普遍现象归结为从众心理,而实际上,这并不是从众,而是有其迫不得已的原因。

查看西南川黔滇渝四省市众多的余氏谱牒,也可以发现这一非常普遍的现象,绝大多数余氏家谱都是从清初开始记载世系的,明代的世系空缺和失真,都是断头谱或戴假帽,比其他姓氏的家谱记载更加离散。即使有明代的世系,也只有粗略的印象,明显属于模糊而零星的记忆。

值得非常注意的问题是,绝大多数川人都把清初战乱后的始迁祖作为本家族的祖先,对明代的世系多不提及,似乎经过一两代人之后,对明代的祖先忘得一干二净。即使对明代的祖先世系有记载,也多是闪烁其词,大多不实。有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在整个明代近三百年间只传了六七世,甚至四五世,五十多年传一世人,明显与人口繁衍规律不相吻合。

总之,四川所有的湖广填川后裔在明末的战乱后对祖先事迹失忆,这是一个极不正常的现象。

只有一种情况才能解释这一问题,即家谱反映真实情况会导致整个家族的生存危机,所以西南各个家族纷纷隐去明代那段历史,使本家族的明朝历史成为空白。如果是这样的话,其间必有隐秘的历史。

疑问之五,湖广填川之民为何大量地来自江西?

    西南川黔滇渝的湖广填川后裔,大都口传祖辈留下“祖籍湖广麻城孝感乡”的遗言,但是大多数族群追溯源头到了江西。如果翻阅湖广填川后裔提供的家谱,大多都能追寻到来自江西的迹象。而湖北民间更是一贯流传“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奇闻,说明即使是湖广之民也大多数来自江西。

既是湖广麻城孝感移民,为何祖源追溯到江西去了,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这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反映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有川渝众多的家谱为证。四川广安邓氏家族的祖先邓鹤轩江西吉安庐陵府人,但其故籍现无从查考。川东谭氏很多家谱都记载祖籍来自江西。西南余氏家谱也多记有湖广麻城县孝感乡高杆堰洗脚河之类的原乡,却又不时透露江西祖籍地。四川的湖广移民中,祖籍指向江西的非常之多,在这里恕不再加列举。只要多加阅览四川和云贵地区的家谱,就会发现这样一个倾向,即湖广填四川的氏族家谱中都说湖广麻城孝感乡迁来,但又说祖籍是江西南昌或吉安或临江等地。疑问之六: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为什么不实行江西直接移民填四川?

    今湖南、湖北在明代为湖广布政使司,湖广地区在洪武大移民中的地位是很独特的,一方面湖广地区的移民进入四川,另一方面江西移民移入湖广,同时兼有江西人移入湖广后又移入四川,故论及四川的移民时,就需要兼论江西填入湖广的移民。

    在外地人口大量落居湖广,同时也有湖广境内人口流向外地的现象发生。同一时期的人口流动有进也有出,成为湖广人口移动的一大特点,外流的湖广人口已落居四川者为最多。这种状况与“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说法基本上吻合。不过,从整体上而言,湖广人的外流人口不及外地人口落居湖广的多。

    人口流动所及,亦不限于江西、湖广、四川三地区,而是以这三个地方为基点,连成一条主线,牵动江、浙、闽、广、皖、豫、陕、黔、滇诸省的大范围人口迁移,流动的过程中有着带动牵引的奇怪现象,这一现象在“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移动中普遍存在。

    在湖广填四川的同时,江西填湖广。最早探讨这个问题的是谭其骧,他在《湖南人由来考》一文他指出:“平江、湘阴而北之湖南人,以其为南昌人后裔之故,而富有湖北味,则自此直可以想见即湖北省之人,其大半当亦为南昌人之后裔也。”

    可以先看一下湖广黄州府的江西籍移民构成情况。黄州府在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在黄州府当中包含了四川人很感兴趣的两个地方,即麻城和孝感。大体上很多湖广人和江西人都是通过麻城和孝感地区进入西南地区的。

黄州府诸县夹于大别山与长江之间,在元代及洪武年间迁入的氏族中,江西移民无疑是最重要的部分,他们比例高达87﹪左右。麻城《民国彭氏族谱》引《万历谱序》提到当地人口的构成:外籍不一,而江右独多。以余所见,逮余所闻,皆各言江西云。无怪乎《黄安乡土志》的作者也会说当地人多来自江右了。

在黄州府来自江西的移民中,饶州、南昌等赣北地区的移民为最主要者。

    除黄州府外,湖北其它地区的人口中江西移民也占据了非常大的比重。据学者调查,洪武年间湖北地区的人口中,土著人口占43﹪,移民人口占57﹪。由此可见,洪武大移民对湖北地区人口构成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在79万移民中,来自江西的移民占70%约为55万,其中来自饶州府和南昌府各约为19万,吉安府移民约8万,九江府移民为3万,余为其它。军籍移民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江西军人。

    再来考察一下湖广之南,也就是现在的湖南的江西移民情况。

    谭其骧在其著作《湖南人由来考》文中,就湖南移民问题曾作结论,可概括为二:其一,湖南移民主要来自江西;其二,江西湖广移民运动主要发生在元末明初。

更有学者提供的数据表明,湘中地区的移民多来自江西。长沙府在洪武年间迁入的424个氏族中,有345族迁自江西,占总数的81.4%。以来自江西中部的庐陵为主。常德府与长沙府比邻,其移民类型与长沙府并无二致。洪武时期迁入人口约4.3万,1.7万为军籍移民,民籍移民有2.6万,其中90%号称来自江西。宝庆府的外籍人口较长沙和常德在比例上稍逊一些。湘西地区的移民多称来自江西南昌或吉安地区。有资料表明湘西洪武年间的161个氏族中,有81个来自江西,占50.3%。其中吉安移民占所有江西移民氏族总数的一半以上,南昌移民氏族的数量虽然不少,却只有吉安氏族的二分之一。其次来自江西袁州、临江和瑞州的移民也有分布。

湖南的江西移民比例非常大,大情况是:在湘南,吉安移民独领风骚。湘中虽以吉安移民为主,但南昌移民有崛起之势。湘西吉安、南昌二地移民数量相当。湘北则几乎为南昌移民的一统天下。

如学者考察数据属实,则可大致判断湖广地区的江西移民占总氏族和人口的70%以上。湖广地区有如此众多的江西移民氏族,而湖广迁往四川的移民中还是江西籍氏族占多数,那么湖广土著民到那里去了呢?这不由得人们联想到“血洗湖南”这四个字。众多的湖广土著民是否真被洪武血洗了呢?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问题。

总的来说,洪武初年湖广填四川和江西填湖广移民现象中析出的疑惑很多,正史和民间的说法不一。从种种迹象看,明初朝廷并无必要也无能力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但此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却是客观存在的,无法隐饰和覆盖的。

是什么原因造成湖广填四川移民现象,并有如此之多的疑问令人数百年间迷惑不解。答案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朱洪武与族兄陈友谅争夺天下,血洗湖广加上血封机密的结果。

这个答案由不得人不信。

洪武血洗造移民

纵观历史,只有战争才是大规模移民的制造机器。战争对社会构成极大摧残和破坏,人们为了逃避战乱,保存生命,不惜背井离乡,移居他乡。

据明太祖洪武皇帝自己说,他与大汉皇帝陈友谅于1363年在江西鄱阳湖打了一场大战,把他的对手大汉皇帝陈友谅右眼射成了黑洞,从此这位老兄与他永别了,意味着大明帝国与大汉帝国之间的战争结束了。明太祖在实录中再也没提湖广有战事。

    江汉地区都有民间口传历史,传说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打了十八年仗,并且血洗湖广。最为惨烈的是血湖一劫。传说大明军锋芒直指监利(玉沙),一夜之间势如破竹,天亮时大军相接,当地老百姓和陈军残兵败将,在一马平川的江汉平原腹地,被强敌追赶得无处藏身,只好躲到湖里借荷叶作掩护,想苟全性命。

    大明军从四面八方合围陈家棚后,见方圆数十里空无一人,正在纳闷之时,忽然空中神鸟大叫,“兵哥哥,不杀我,破荷一刀。”军师刘伯温立刻大悟,急命兵士驾舟下湖,对每片荷叶都要砍上一刀,只见数万虎狼之师下刀之处,荷叶下面红浪翻滚,血溅如注。霎时间,数十里湖面,哀声震天,荷叶与人头如秋风落叶般滚动,可怜老幼百姓,残卒败勇,手无寸铁,引颈任明军像砍瓜切菜一般。明军直杀到日落西山,尸遍湖面,湖水都被鲜血染红了,后来人们把这片湖面称为血湖。关于这段历史,《监利民谣》里有诗云:“荷叶亭,荷叶亭,荷叶下边好藏人,监利来了洪武军,只见荷叶不见人;荷叶亭,荷叶亭,一片荷叶一个人;监利来了洪武军,只见红水不见人。”传唱民谣本是一件轻松的事,但这一首民谣描绘的画面却是那么凝重,画中只有血红色,不见荷叶的绿色,令人胆寒,足见当时战况之惨烈。

    这是血洗湖北的惨况,而血洗湖南要从湖南皆杀的故事说起,只传民间而正史不证。

传说朱元璋从一个和尚当上了大明皇帝,夫荣妻贵,当过丫头的大脚婆马氏,册立为正宫娘娘。洪武登基之日臣民欢庆之时,南京有条湖南街,有人装了一盏走马灯,灯罩画了一匹马,马上骑了一个大脚婆娘,后面跟着一个人,捧着个大南瓜,被彩灯锣鼓簇拥着在街上游行。有善于拍马邀功好事之徒,向洪武皇帝密报说:湖南街人肆意讽刺当今皇帝,胆大包天,罪该万死。他的分析是:骑马者,暗指姓马也;大脚也者,讽刺马氏皇后也;捧南瓜者,攻击朱元璋的明朝江山是从他原来的主子小明王韩林儿那里篡夺来的。这是影射元朝至正二十六年,朱元璋部将廖永忠假以迎接之名,将韩林儿沉于瓜步(江苏省六合县南瓜捍)江中,朱洪武才得以当上皇帝。

据说洪武皇帝闻言大怒:连呼“湖南街杀”。领旨的武官顿时荒了手脚,误听为“湖南皆杀”。等到有人报告时,已经杀到常宁州。皇帝猛然一怔,立即传旨,快马追止。快马追过了常宁庙才追到,这时天已经亮了,所以这个地方名叫赶火埔。也就是说从洞庭湖向南杀到湖南的南部,几乎贯穿湖南全境。由于这一字之误,演出一场“血洗湖南”的惨案。

这就是血洗湖南的传说故事。

各种“血洗湖南”、“扯江西,填湖南”的传说,虽然细节各异,但内容大体相同,一直在常宁民间口头流传六百余年,不断地告诉世人——湖南这块地儿,确实被人血洗。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大坪乡境内有个风景区石牛寨,在附近村民中至今仍在流传着很多古老故事,也验证了洪武军血洗湖南的事实:元代末年,在湖南、江西两省的边境,狼烟骤起,陈友谅、徐寿辉相继称雄割据,朱元璋率兵经过连续血战,才将他们打败。杀红了眼的洪武军,把在岳州一带遇到阻力的恼怒全都发泄到无辜百姓身上,开始了残酷的"血洗"。所到之处人被杀光,房屋烧毁,村落被夷为废墟。石牛寨周围百姓遭到惨重的屠害。

石牛寨西部山顶有一巨石形似耕牛而得名。传说元末汤旷起兵造反时,朱洪武曾到此招安,住宿皇殿窝,在交旨堂悬旨招安时观光了石牛。观后朱洪武赞不绝口,吟诗以记之:石牛走险立岩边,自古田单不敢牵,天下访查无失主,不知来历是何年。

传说虽然多有虚构的成分,但是也不会空穴来风。

根据湖南各地的众多传说和遗迹,可以断定在湖南确有洪武血洗的战事。

湖南还有很多的方志族谱,举证朱洪武血洗湖南。不胜枚举,略载数例,常宁《吕氏宗谱》记:“洪武血洗,惠公由安仁奉调镇常。”《依湖邓氏族谱》记:“吾祖世籍豫章(即江西),丁封易代,迁来血洗,系千钧一发,绵一脉于千秋”。

另有资料记载,在翦灭陈友谅和平定湖湘的过程中,洪武皇帝曾亲自“帅王师至(长)沙”,并赋有诗《征陈至潇湘》一首,借以抒发他指挥金戈铁马统一天下的豪迈气概。其诗云:“马渡沙头苜蓿香,片云片雨过潇湘。东风吹醒英雄梦,不是咸阳是洛阳”。由此诗可知,洪武皇帝不仅策划并实施湖湘间血腥的残杀,并且亲临战场指挥作战。

众多的方志家谱和传说都表明,洪武初年湖南发生了大规模的血腥战争,而在官方正史尤其在明史上难觅踪影。在《明史》上,不但不见“洪武血洗”惨案的只言片语,连“扯江西,填湖南”的大移民史迹也不见踪影。

明史主要取材于明太祖实录,明太祖实录经明太祖、永乐帝、建文帝祖孙三代几番修改,根本上就是他们自己说的话。实录和明史都没有说到血洗湖南,证说明太祖不想提及湖南的事。明太祖不想说的事,其中必有隐情。

洪武帝不会许可血洗湖南的事在史书上有记载。

经过深入分析就会发现,造成湖广移民的直接原因就是血洗湖广。血洗湖广的根由就是明太祖与陈大汉在湖广地区大肆血拼,争夺一统江山,因此湖广地区成为大明与大汉决战的主战场。

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大汉皇帝与洪武皇帝在鄱阳湖的争战中失利,本人受了重伤,只得带领余部西进武昌。在一再失利的情况下,大汉陈友谅皇帝由武昌经洞庭湖南下,一路且战且退进入湘西,最后战死湘西。

在湖广大部分地区,两个同宗兄弟展开了拉锯战,战火在湖广漫延,一直到陈友谅1369年春战死。这一年,就是湖广填四川移民记忆最深刻的一年,著名的洪武二年。

也就是在洪武二年,洪武皇帝为了防止战火在湖广死灰复燃,在湖广地区全面开展了移民运动,准确地说是移军运动。下诏将大汉帝国残部驱赶到以四川为中心的西部地区,包括一部分支持和拥戴大汉帝国陈友谅的湖广地区的原住民。

虽然洪武二年西蜀和重庆是明升小皇帝的大夏国属地,但必竟是叔侄间,小侄以风雨飘摇的大夏国(实际上只称为小夏国),怎能抵制在湖广战场取得大胜的大明皇帝的旨意呢。更何况小侄皇帝接纳的人中,有很多是父皇明玉珍的宗亲和旧友。

赶走了大汉皇帝的残军队伍,湖广地区就由洪武皇帝的嫡系江西老表镇守。

洪武皇帝就这样,同时促成了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

当然,洪武皇帝不可能在实录中说这些破事,因为他连与族兄陈友谅争战的最后岁月他都不想提。在他编造的伪史中,陈友谅已经在1363年鄱阳湖水战中死了。到了大清,依据明太祖实录编撰的明史就不可能记有血洗湖广和湖广填四川了,只有民间谱牒及地方志才有零星记载,以及洪武初年间,逃难余生的一代又一代垂垂老者留下的口传。

到此大家应该明白洪武皇帝的苦衷了。洪武皇帝无心发动一场劳神费力的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运动,所谓的洪武移民不过是与族兄陈友谅争夺天下的附产物。

    促成湖广填四川的另外一个人不得不说,他就是大夏国皇帝明玉珍。

明玉珍属徐寿辉所部红巾军。明玉珍建都重庆,立国号大夏,当上天统皇帝。自然地,带走了一部分徐寿辉系红巾军入川。据说大夏皇帝为可靠和易于号召计,先后两次下诏专门差人至老根据地应山孝感一带,征招乡亲进川。这种说法显然不可确定,因为湖广应山孝感一带不是明玉珍的出生地,他不可能在那里有什么乡亲,他最多与族兄陈友谅私下有来往,交流少数人员。只是当朱元璋攻占湖北后,陈友谅所部红巾军为避打击,纷纷投奔重庆大夏政权,有数十万大汉国军户进入大夏,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事实。这两次入川军队,江西湖广籍不在少数,这些军兵后来大多就地安置了。这些陆续入川的天完系红巾军,构成了早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

江西走出百万人

为什么有江西填湖广?为什么川人中的湖广移民多为江西籍后裔?

对于江西籍后裔遍布湖广及四川的问题,只有考察大明与大汉两个帝国军队的成分构成了。

红巾军起事后(大多史料称为1351年,事实上时间或许会更早些),徐寿辉及陈友谅相继率领天完军,以风卷残云般的攻势从元军手里攻下了江西全境,并迅速向东扩张。后友谅杀赵普胜,引起赵普胜部下诸多勇将不满。随后守江西的天完诸多勇将纷纷叛逃投洪武帝,江西遂归朱洪武所有。

随着两军在江西各地多次交战,两军之中招募并融入了大量的江西人。

湖广人说江西填湖广,四川人说湖广填四川,而四川人追溯祖源,多又归结为来自江西。粗略估算,江西没有足够丁口,输出百万之众随军西迁,不能遍及中南西南大部湖广至四川。不仅如此,现在长江以北的安徽江苏等地数千万人的祖先来自江西,可见元末江西人口非常之多。似乎正如有人估算的那样,江西元末人口数达到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两成,依全国6000万人计,江西人口就有1200万人。这在当时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直让人怀疑这是一个虚假的数字,这个数字是人们依据西南江北遍布江西人的现象估算的,而实际上江西人口不可能达到如此之多。总之,江西并没有如此之多的人输出,随军西迁到湖广四川,乃至西南各地。

可是,大量江西籍移民充盈湖广四川及云贵高原,表明洪武初年有相当多的江西人西迁。而历来并没有办法证实江西是盛产人口的地方,何以输出如此之多的人口?

江西大量移民输出的问题,数百年来似乎无解。

如果认真观察元末社会背景,便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答,即朱元璋和陈友谅大战鄱阳湖的两支大军当中,必然渗入了大量的蒙古色目人,而并非是纯粹的江西人。人们可以怀疑这个说法的可靠性,但人们不可以排除这个说法的可能性。

正史上没有任何迹象,而从很多家谱记载上可以发现,江西南昌是大明、大汉和大夏三个始皇帝的出生地,也是他们祖辈父辈两代元朝官员的任职地。乃祖与乃父两代元朝官军将领,因是钦察贵族,其麾下有相当大量的以钦察人为首的蒙古色目人,驻扎在江西境内。可以想见,江西应当是蒙古色目人军户的一个集结地。江西的大量的蒙古色目人军户在红巾军起事后,先后被友谅军和洪武军收编,甚至成为两军中的主力。

另外,元朝廷为了剿灭红巾军,不断派遣元军开展了抱薪救火式的消耗战,给天完军和洪武军源源不断地补充了能征善战的蒙古色目人军兵。别的不说,单说元顺帝的忠臣脱脱,就曾带领号称百万之众的大元蒙古军(当然其中也夹带有汉军),围剿张士诚于高邮,正当张士诚快撑不下去了,脱脱被元顺帝削去兵权,只好置自己带领的百万之师于不顾,十分沮丧地北上朝廷向皇帝交差。而这百万蒙古军一时四散,无所依附,绝大部分投奔了红巾军,当时投附朱元璋和陈友谅所属红巾军的定不在少数。这是妥欢贴睦尔自掘坟墓之举,这里不表,但元朝皇帝麾下的蒙古色目人军兵,很大一部分转变成了吴王朱元璋和汉王陈友谅的军兵。

天完军和洪武军中的蒙古色目人军户,为数当在百万以上。大量的蒙古色目人后来都成了洪武皇帝的江西老表。在后来的兄弟老表争夺战中,朱系江西老表与陈系江西老表在湖广大打出手。最后,朱老表手下的江西老表把陈老表手下的江西老表,赶到了明玉珍老表的大夏国去了,朱老表手下的江西老表遂占据了陈老表的地盘——湖广行省。

这就是湖广填四川和江西填湖广的先民中多为江西老表的根由。有人尽可以把这一说视为笑柄,但笑过之后还需仔细考量这一说的客观存在。

大量的江西老表后来都把洪武皇帝的真实出生地江西视成自己的祖籍,依汉俗给自己找一个心灵上的归宿——江西瓦屑坝。

由于当时的蒙古色目人与汉人之间形同水火,洪武皇帝下诏让江西老表不要张扬自己的族籍,以拓展蒙古色目族属江西老表的生存空间。为了维持明初整个社会平安稳定,洪武皇帝就地安置征战于湖广及四川的江西老表,使“能而有爵者抚治之,愚而为民者补役之”(湖广填四川移民在家谱中的序言)。

这些在湖广和四川就地安置的蒙古色目江西老表,理所当然地变成了汉族,经过几百年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汉化,这些当年的江西老表的后裔们,已经无从知道自己的老祖先人当年面目了。可以猜想,无论是江西填湖广,还是湖广填四川的先民,他们有很多人当时操的是蒙古语和西域突厥语,间或说一些半生不熟的汉语白话。即使是现在的移民后裔,如果将胡须留下来,再系一个头巾,那么一定有很多西域穆斯林的形象。直到上世纪末年,仍有很多四川老头儿即使在夏天也总是系一条头巾,或许缘于祖辈传下的不得已的习惯——他们需将不同于汉人的头发遮盖起来。他们也没有必要寻根到江西,因为到了江西也无法寻根。众多的江西老表在入川前,大致都驻扎过当时的湖广麻城孝感乡,于是耳传口授之下,湖广麻城孝感乡就成了绝大多数湖广填四川移民的根。很多家谱不由自主地提及,他们根在江西。在四川表明祖籍江西的湖广麻城孝感乡移民家谱很多,实在不用列举。祖籍江西的湖广填四川移民,他们的根究竟在哪里,只有六百多年前他们的先祖才知道。从中国的北边一直西向,延伸到黑海南俄罗斯草原,都有可能是他们的寻根之地。

归根结底,江西瓦屑坝移民并不是瓦屑坝及江西本籍人,他们绝大多数是蒙元军户人家,他们对江西原本并没有多少联系,他们对于江西来说只是匆匆的历史过客。

红蝇赶散驱大族

    洪武初年移民的传说不只是湖广填四川、江西填湖广,还有不传正史而只传民间的还有“红蝇赶散”的民间移民传说。

苏北地区的民间传说,明初在苏州阊门一带偶生很多红头苍蝇(也有说是“红蜂”),见人就叮,叮了就死,故纷纷逃来海州避难。

  昆虫学家对“红蝇”、“红蜂”赶散的说法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世界上从古到今,还没有任何一种昆虫能造成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苍蝇只能传播疾病,根本不可能咬人就死;蜂类一般不主动叮人的;退一步讲,假如是“红蝇”、“红蜂”这类昆虫造成的,人们的家谱为什么没有记载一位亲人被“红蝇”或“红蜂”叮死的呢?由此可见,他们的逃难,根本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屈于某种人为的因素,被强迫驱赶而来的,只是他们不敢说,史家不敢写罢了。因此,所谓“红蝇”或“红蜂”赶散之说,只能是以讹传讹,子虚乌有。

既然传说中的“红蝇”、“红蜂”赶散不能成立,那么家谱中的“红蝇”这个历史事件又当何解释呢?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新安镇志》手抄本,比较真实地记载了“洪军赶散”的发生原因及经过。据《新安镇志》载:大明洪武登基之初,虑大族相聚为逆,使各道武员率游骑击散,谓之“洪军赶散”。子孙相承,定为世例,传至嘉靖,适奉旨赶散,而苏州阊门周姓、常(常州)之无锡惠姓、及刘、管、段、金等姓皆被赶散,来至朐南芦苇荒所,遂各插草为标,占为民地,以作避兵之计,后人烟渐繁,乃诣州请为州民,州牧载入版图,是为里人。  

又据《苏州市志》载:洪武五年(1372年)迁苏州阊门一带富户百姓,至苏北沿海灶区(盐区)。二十四年(1391年)迁苏州富民,充实南京。永乐元年(1403年)迁苏州等地富民,充实北京。由此,不难看出,明初的确实行过强制性的迁民政策,不仅限于苏州,包括江南的杭、嘉、湖、苏、锡、常等广大地区。因此,所谓“红蝇赶散”,当指洪武皇帝诏令移民事件。“红蝇赶散”,这一民间的咒骂称呼,明朝地方政府不敢秉率直书,只好回避这个民怨很深的事件,这或许是史书和地方志不见记载的真实原因。

除了赶散大族巨富以防谋逆外,洪武帝驱逐江南富户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个深层次的原因是不可能记入正史的,只是极少数家谱有间接的反映。原来环太湖的杭、嘉、湖、苏、锡、常等地区,属洪武帝祖先在元朝的封地,后来被元顺帝剥夺后转封他人。洪武帝立国后,对此一大片肥田沃土占领者进行驱逐,将原属祖先封地收归国有。只是外人不知洪武帝祖先是这片土地原主人,洪武帝绝不可能明示,朝廷文典怎么能记载皇帝都极力回避的事呢。只有不谙世故的草儒私撰的方志家谱,才有这档子江南富户移民的事。

 

关于湖北填四川移民,还有很多非常有趣味的传说故事,都在指证朱洪武兄弟相争,血洗湖广的史实。有的话不便说,以免造成民族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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